柳鸣九，生于193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终身荣誉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会长。一个为广大学术文化读者所熟悉的名字，他的文学史专著、理论批评文集、鉴赏美文、散文随笔写作，汇集为文集，就有500万字，另外还有100万字的文学名著翻译，其劳绩的总体景观，令人喟叹……

柳鸣九先生对于自己，有一些文化性的比喻，每一个比喻都让人觉得有启迪性和有哲理内涵。在《且说这根芦苇》一书中，他将自己比喻为一根会思想的芦苇，自谦而沉郁；在《回顾自省录》中，他称自己为推石上山的小西西弗，强调个体人是脆弱的，个体人是速朽的，个体人的很多努力，往往都是徒劳的。他还称自己为“桥上的搬运工”“谦恭的打工仔”，说自己在整个意识形态精神生产中居于生产关系链条的末端地位；他称自己为“学林中的矮个子”“学术殿堂外的小草”“布衣”，把自己定在学术领域中的低坐标上；他贬称自己为“凡夫俗子”，称自己为粗糙不文的“土人”，更把自己的文明化程度降低了好几个层次……

低调、谦逊、退让、自贬、软化身段、降低身姿，这些都是以调侃、自嘲、自讽的语言表述出来的。但是，所有这些恰恰与他的业绩、与他的作用、与他的影响、与他有所作为上的高调，形成强烈的对比。一位人文大家，如此矮化自己，是另具一格的面世态度。这样的自述，就值得深思了。它至少提出这么一个问题，自我价值，是靠语言变幻出来的？还是靠实践创造出来的呢？
他喜欢像罗丹的《思想者》那样，没有遮掩、没有装点，通过自己的文字，赤着膊臂面对这个世界。作为一个学科、一个学界的领军人物，名副其实的领头羊，敢于这样面对自己、评论自己，没有卢梭式面对自己的勇气，那是做不到的。

他在工作中尽可能从难从重，以求产品扎实，切忌避重就轻，虚而不实。对“搭顺风车署名”等不劳而获的“美事”，宜慎戒之，要求自己保持劳动者本色。他在经济问题上他在乎其收入，在支出上又为人慷慨。他不在乎表面上洋派的文明化，很少穿西装，很少喝咖啡，平时着装简单朴素，但他又非常注意内在文明化的修养，有意识地追求布衣学者的名士风度，并自嘲为“东施效颦”。他对人彬彬有礼，但又经常“恕我直言”、口无遮拦，容易对人有所顶撞。他自称眼睛很“毒”，他人内心中的小九九很难逃过他的眼光，但他待人宽厚，很容易对他人唱赞歌，唱得次数不少，唱起来也没什么保留，唱得很诚恳。他心软、心善，能换位思考，但性子急、脾气躁。他做事雷厉风行，讲究效率，但相当主观固执，容易强加于人。他身上既有易冲动的这个“魔鬼”，也有谨小慎微、优柔寡断的软肋……他的就是这么一个活生生的、复杂的、真实的人，一个凡夫俗子式的人。

存在决定本质。“我思故我在”“我劳故我在”，这种存在方式带给了他丰硕的劳绩。这种存在方式也带给他简朴的生活习性、朴素的人生。他不断劳作，却很高兴。他常说，“回顾来时路，我做的事情不外乎推石上山。重要的不是结果，而是在不断推石的过程中，享受每一步进展带来的乐趣。但愿我所推动的石块，若干年过去，经过时光无情的磨损，还能留下一颗小石粒，甚至只留下一颗小沙粒。若能如此，也是最大的幸事。”（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