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法律问题等都与语文密切相关。吕叔湘先生在《语文常谈》里讲了一件趣事。说从前有一富翁，左邻是铜匠，右舍是铁匠，整天敲敲打打。富翁当然很心烦，于是备了一桌酒席，请两位搬家。铜铁二匠，酒足饭饱之余，对富翁的要求满口答应。两家都搬了，但敲打之声如故。原来，左边的搬到了右边，右边的搬到了左边。两位高邻在语文上钻了一个空子。如果打官司，这样钻空子，还真能赢。

今天的编辑从业者中，相当一部分人，语文水平大有问题，他们非但不能替作者改正语文错误，倒是可能替作者制造错误。这里说一件我自己遇到的事。2006年，我的导师潘旭澜先生辞世，应一杂志之约，我写了《我的老师潘旭澜先生》一文。文章中，说到潘先生书桌的玻璃板下曾压着“制怒”二字。因为潘先生是福建人，所以我说：“这是在仿效他颇为钦佩的乡前辈林则徐”。文章发表后，先后被两家出版社收入散文随笔选本。然而，居然两家出版社的编辑，都不懂“乡前辈”的意思。一家的编辑，在前面加上一个“老”字，变成“老乡前辈”；另一家的编辑，在前面加了一个“家”字，变成“家乡前辈”。文章收入选本，我当然高兴。但替我写出“老乡前辈”、“家乡前辈”这样没文化的话，我又有一种嘴里被强塞进两只苍蝇的感觉。

出现这种错误，不仅是编辑语文水平的问题，也是“语文感觉”和“语文态度”的问题。一个人掌握的语汇和表达方式，不可能都是在课堂上获得的。从课堂上获得的语文知识，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知识，要靠自己通过阅读等方式获得。一个语文感觉较好的人，看到“乡前辈”这种说法，立即就能懂得它的意思。当然，不妨再查证一下。语文感觉不好，语文态度好也行。看到“乡前辈”这样的说法，虽然不懂，但并不立即判断是作者少写了一个字，而是去查一查，一查，就懂了，这就是语文态度好。一个人有怎样的语文态度，是很重要的事情。语文态度好，水平一定会时时有提高，语文感觉当然也不会差到哪里去。语文态度不好的人，语文水平就难以提高，语文感觉便会渐渐生疏、退化。

媒体上的语文错误，也往往令人啼笑皆非。“伏法”这个词，在报纸、电视、网络上出现的频率很高，但很少被用对。“伏法”，就是被依法执行死刑，所谓明正典刑，却被媒体普遍误解为“被绳之以法”。所以，不难看到这样的新闻标题：“三位惯偷今日伏法”。如果你以为是这三人都被剥夺了生命，那就大错特错了。他们只不过被判了半年一年徒刑而已。“三位惯偷今日伏法”，不仅是“伏法”用错了，“位”这个量词也用错了。“位”作为量词用于人时，是包含着尊敬之意的；“各位”、“诸位”、“哪位”，都表示了对被指称者的敬意，可以说是一种敬语。敬语而用之于罪犯，当然不妥。但“两位嫌疑人”、“三位劫匪”、“四位歹徒”这类的说法，几乎每天都能看到。还有“老人”这个词，也常被用错。用“老人”来指称上了年纪的人时，也通常带有敬意。在生理的意义上，当然达到一定年纪者都是老人，但在伦理的意义上，却并非所有达到一定年纪的人，都宜于称为“老人”。所以，“七旬老人多次强奸幼女”这样的说法，是很滑稽的，但类似的说法，却经常在媒体上出现。

在一定的意义上说，决定一个人语文水平的最重要因素，是他的语文态度。一个人只有高度重视语文问题，在语言上养成某种程度的洁癖，才有可能成为在语文上准确和精到的人。

对高考作文中的文言写作现象发表一点看法。近些年，不只一次地看到“高考文言作文获满分”的新闻。一些媒体总是用惊奇、赞赏的态度报道这样的事情：一个高中生，居然能在考场上用文言写作，这是何等神奇的事情！这样的学生，简直就是天才啊！不只是媒体，教育界对此也持肯定、赞美的态度。而我以为，文言写作，不是中小学语文教育的内容。高考作文，考察的也只应是学生用现代汉语进行写作的能力。以文言来应对高考作文，是一种“答非所问”，也超出了考察的范围。如果高考作文像是一场足球赛，那文言写作就像是在踢高俅踢的那种气毬，即便踢得像高俅那样好，也不行。如果能在文言写作中做到叠床架屋、佶屈聱牙，却不能在白话写作中做到文从字顺、明白晓畅，那就是一种怪现象。

我以为，中小学语文教育的首要目的，是让学生写东西时，把词用准，把话写通和写对。所谓写通，是指合乎语法规范；写对，则指合乎逻辑。至于运用各种修辞手段，把话写得漂亮，那就是更高一层的要求了。

（文/王彬彬，马秀山摘自《人民日报》2013年8月9日第2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