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人民日报》文化版张贺的文章：“中华书局创立110周年：守正创新，赓续中华文脉”：“中华书局诞生于110年前。‘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先生写于100多年前的这句话，今天依然镌刻在书局大厅的入口处。自成立之日起，中华书局就把‘为往圣继绝学为国家保文脉’作为使命，投入满腔热情，110年来，坚守不渝。最能代表中华书局古籍整理成就、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整理出版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大专家写小文章’是中华书局开创的优秀传统。《中国历史小丛书》《中华活页文选》《文史知识》畅销不衰”。

邓拓在其《燕山夜话》中特别强调：“无论做什么样的领导工作或科学研究工作，既要有专门的学问，又要有广博的知识。前者应以后者为基础。专门的学问虽然不容易掌握，但只要有相当条件，在较短时间内，如果努力学习，深入钻研，就可能有些成就。而广博的知识，包括各种实际经验，则不是短时间所能得到，必须经过长年累月才能打下相当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要研究一些专门问题也就比较容易了”（《燕山夜话》马南邨著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

旧时代知名学者，程度不等地都是杂家。我们如果不承认“杂家”的广博知识对于各种领导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要意义，那将是我们的很大损失（同上第10页）。

“尤其是对‘文章’的高深观念要根本改变。与其神气十足地‘写文章’，不如普普通通地说‘写话’更好”（同上第163页）。“越是大文章、长文章越好写。如果你能把小文章、短文章写好，那末，写大文章、长文章就不成问题了。而小文章、短文章则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写的。关键只在于你要把问题想清楚，然后就照说话那样写出来（同前第169页）。“发表知识性的专栏杂文，最重要的是开门见山”（同上第357页）。

今年5月30日是全国首个科技工作者日。中科院院士欧阳自远说：科学家不能在象牙塔里自我欣赏，科普是科学家的责任（科普可走“混搭风”《人民日报》2017年6月1日第12版）。大俗大雅。科普标准：小学文化，大学水平。

（马秀山 2022年9月21日）

相关链接：菊生先生为精神领袖的商务印书馆贡献最大者两个方面：一是编写新式中小学教材和各类工具书，把扫盲作为我们民族复兴最基础的工作。中国文化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不过是文人墨客间的唱和文化，以文盲为主体的国家，文化对这个国家的进步不可能起任何实质性推动的作用。扫盲是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转型含金量最高的工程。二是引进西学。在独尊儒术、皇权至上的中国，中国知识分子由于视野和格局，仍然不过是识字的精神文盲而已。贺麟先生曾经感叹：“西洋哲学之传播到中国来实在太晚”！当中国遇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许多识字的精神文盲就如同在一个戈壁中行进的旅人，退回已无可能，前进更无把握。为他们“扫盲”，与为普通民众扫盲意义相等。在菊生先生主持下，以出版严复的《天演论》为发端，大量移译西方学术名著，使中国知识界茅塞洞开。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盐泽幸一说：“烧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年就可以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王涛：在出版事业中完善人生（书人书事）——张元济先生与商务印书馆《人民日报》2017年4月18日第2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