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游艺与建安文学的生成

2022-09-27 10:37:24     来源:光明网

作者:张振龙(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特聘教授)

游艺作为一种文化艺术活动,从其产生时起就是中国文人文化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且在不断地发展变化。建安时期,游艺在文人生活中的价值和地位,有了明显提高,其性质、内容、形式都发生了新变。这一新变促成了游艺文学的生成,丰富了建安文学的类型,也标志着游艺对文学的影响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首先,文人游艺的新变是建安游艺文学生成的前提。“游艺”一词出于《论语·述而》。文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朱熹解释云:“游者,玩物适情之谓。艺,则礼乐之文,射、御、书、数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阙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义理之趣,则应务有余,而心亦无所放矣。”从“游艺”最早的用法来看,它与儒家的六艺密切相关,是士人通过对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的学习和实践体悟“至理”,“玩物适情”的形式,目的是提升自我道德修养。游艺还肩负着政教功能,是执政者治国理政的工具。如投壶这一游艺形式,在先秦就是一种礼乐活动。《礼记·投壶》载:“投壶之礼,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执壶。”郑玄注曰:“名曰《投壶》者,以其记主人与客燕饮,讲论才艺之礼。”秦汉时期,士人游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逐步突破先秦儒家六艺的内容而日趋多样,但其地位和价值并未发生根本改变,这由从事游艺的士人常被“以俳优畜之”不难看出。

至建安时期,文人游艺在性质、内容、形式等方面均发生了新变。游艺不仅经历了从治国理政的工具到娱乐艺术、从单一到综合、从以因袭为主到以创新为主的转变,而且从事游艺的文人也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和尊重,游艺开始迈入真正艺术化的新阶段。如张华《博物志》载:“冯翊山子道、王九真、郭凯等善围棋,太祖皆与埒能。”《吴录》也说:“严武字子卿,卫尉畯再从子也,围棋莫与为辈。”曹丕则在《典论·自叙》中表达了不得与马合乡侯、东方安世、张公子等人对弈的遗憾。所以,在建安文人看来,游艺既是消遣娱乐的“游”的活动,还是具有专业性、竞技性、观赏性和审美性的“艺”的活动,蕴含着“艺”的艺术特质和“清灵体道,稽谟玄神”(王粲《围棋赋》序)的文化意蕴。其地位和价值有了根本性的提高,这是建安游艺文学生成的重要前提。

其次,游艺活动丰富了建安游艺文学的题材和内容。建安时期,在曹氏父子的提倡和组织下,文人经常举行宴集、游览等游艺活动,在游艺中创作,在创作中游艺。此时不少作品就是在文人宴集、游览等游艺活动的影响下产生的。这主要包括如下三种类型:

一是游艺过程与文学生成。这又分为受命而作和即兴而作。前者一般是受游艺组织者之命而作的。如陈琳《武猎赋》、王粲《羽猎赋》等,就是在从武帝出猎时受曹丕之命所作。挚虞《文章流别论》载:“建安中,魏文帝从武帝出猎,赋,命陈琳、王粲、应玚、刘桢并作。琳为《武猎》,粲为《羽猎》,玚为《西狩》,桢为《大阅》。”曹丕为太子时,与建安诸子在北园及东阁宴集,也曾命其赋诗。《魏文帝集》云:“为太子时,北园及东阁讲堂并赋诗,命王粲、刘桢、阮瑀、应玚等同作。”后者是作者因游艺的激发产生灵感或冲动而作。如曹丕的《戒盈赋》序云:“避暑东阁,延宾高会,酒酣乐作,怅然怀盈满之戒,乃作斯赋。”曹植的《娱宾赋》中也说:“文人骋其妙说兮,飞轻翰而成章”,都表现了文人宴集时彼此即兴唱和创作的景象。曹植、王粲、应玚、刘桢等人的《公宴诗》,曹丕的《于谯作》等,也是他们在雅集、游览等游艺中的即兴唱和之作。据统计,这些作品现存可考的有30余篇。它们既是游艺促发的结果,也是游艺的组成部分,是游艺和创作的有机统一。

二是游艺追忆与文学生成。这些作品通常是在游艺结束之后的某一时间,由文人之间的交流或文人独处时的联想而完成的追忆之作。多回忆昔日游艺情景,怀念游艺中的美好体验,寄托和表达自己的情思。如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曰:“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间设,终以六博,高谈娱心,哀筝顺耳。”其《与吴质书》也云:“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都非常典型。又如曹植、刘桢、应玚、王粲的同题《斗鸡诗》,应玚的《驰射赋》《校猎赋》,王粲的《弹棋赋》《围棋赋》,丁廙的《弹棋赋》,杨修的《节游赋》等,也是这类文学的代表。此类作品现存可考的共计40余篇。

三是游艺研究与文学生成。此时文人文学创作中出现了邯郸淳的《艺经》《投壶赋》、应玚的《奕势》、王朗的《塞势》、王粲的《投壶赋》和曹丕的《弹棋赋》等专门书写游艺知识的作品。这些作品不是文人因受某一次或几次具体游艺活动的触发而创作的,而是受该期游艺风尚综合影响的结果。因为游艺之风的盛行,文人喜爱游艺的同时,也产生了对游艺的理性思考。所以对游艺的类别及其历史、形制、技法、技巧和娱乐审美功能等进行理论总结,为游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指导,也就成为文人的任务之一。这样文人创作的专门书写游艺知识的作品也就应运而生了。如邯郸淳的《艺经·棋品》就对围棋这种游艺所达到的境界进行了划分与总结,把围棋分为九个品第:“夫围棋之品有九,一曰入神,二曰坐照,三曰具体,四曰通幽,五曰用智,六曰小巧,七曰斗力,八曰若愚,九曰守拙。”其《投壶赋》则对投壶的历史、形制、技法、技巧和娱乐审美功能等进行了系统介绍。这反映出建安文人的游艺观念已经超出了简单的技术和技能,开始从学理的高度揭示游艺的本质及游艺之道,同时也说明文人对游艺的竞技性和专业性需求,已不止满足于技术和技能的层面,而要追求“艺”之道的更高境界。这类作品达40余篇,构成了建安文学的另一景观。

再次,文人游艺及其文学生成的价值。建安时期的文人游艺培养了文人的艺术趣味,催生了真正意义的游艺文学,使游艺文学走向了独立,成为古代文学中众多文学题材类型之一。据笔者统计,建安时期现存创作游艺文学作品的文人不少于22位,作品110余篇。其代表作家三曹、七子,皆有书写游艺的作品传世。游艺文学不仅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涉及围棋、田猎、六博、百戏、斗鸡、弹棋、投壶、樗蒲、蹴鞠、投壶、秋千、塞乐舞等各种游艺活动,而且所运用的文体多种多样,有诗、赋、铭、书信等。这些书写实践充实和丰富了文学的意蕴,从此我国文学史上文人的游艺文学书写也步入了独立发展时期,游艺文学也成为古代文学百花园中一朵奇葩。建安文人对游艺的文学书写,也对文人的游艺产生了推动作用,在使文人游艺借助于文学得到及时传播的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文学与游艺的联系,开启了古代文学发展史上二者互动关系的新局面,对后世文人游艺和游艺文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如西晋的金谷宴集、东晋的兰亭之会、唐代大历浙东诗人群体与浙西诗人群体之间集会唱和等等,在一定意义上皆是对建安文人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其价值和地位值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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