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5月21日卡齐的文章“美国如何重塑技术创新途径”（潘晓燕译），摘要如下：

1954年，美国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发明了第一块硅太阳能电池板。到1978年，全球超过95%太阳能电池板是美国公司生产的。但到2021年，美国企业的产量只增加了6%。相反，中国控制着全球太阳能电池板产量的70%。高超音速导弹这项技术最初是美国20世纪60年代研发，但目前美国只能“快速追赶”。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报告，40多项主要新兴技术，中国有37项处于领先地位。

我们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者，但我们不能成功地将我们的创新发明商业化。主要原因：从产业政策转向科研政策和产业整合不力，且缺乏对中小企业的扶持。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联邦政府，尤其是国防部，在促进科技创新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许多新技术的“第一买家”，同时鼓励企业之间的技术共享。晶体管的第一买家就是美国国家航天局（NASA）。1962年，它为完成阿波罗任务几乎购买了世界上的所有晶体管。最近，NASA在商业轨道运输服务项目中使用了类似的方法，为建造国际空间站而购买载货和载人航天工具，这对商业航天是种促进。这一项目的一大成功是扶持了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该公司的首批成功项目之一是在2006年研制出“猎鹰1”号运载火箭，这是它与NASA的合同项目。这个例子说明，与上世纪60年代一样，这条路在今天仍然可行。

此外，国防部还经常促进企业和研究人员之间的知识共享，尤其是那些至少两家公司合作完成的国防部新技术采购项目，它们令供应链实现多元化。

与此同时，大多数研究由大型企业实验室而不是学术界进行——20世纪60年代，杜邦公司获得的专利比加州理工学院或麻省理工学院的专利总和都多。雄厚的研究基础再加上业已庞大的工业基地，美国迅速成为接纳新技术的市场并迅速建立了供应商生态环境，从而使美国可以保持技术优势。在市场初步形成后，长期的商业化和竞争或多或少地留被交给了市场。由于美国在半导体和太阳能电池板等许多高科技产品上几乎处于垄断地位，所以政府没有必要进行干预。这种优势滋生了美国上世纪70年代的自满情绪，但这种垄断随着20世纪80年代来自日本的竞争很快结束。

这场竞争使美国政府把政策一边倒地转向“科学研究”，导致大部分研究是以基础学科为主的学术研究，无法立即转化应用。基本上，基础研发的成本从公司转移到了政府层面。与此同时，大公司开始整合供应链，新技术的实施被留给小企业，而它们几乎得不到政府指导。这种方法最初在某些领域的确有效。例如，美国实际上在上世纪90年代重新获得在半导体领域的主导地位。然而，时间一长就不行了。到2021年，英特尔的研发投入已经占全球半导体研发支出的19%，但在芯片制造方面仍输给台积电和三星。同样在太阳能电池板制造领域，尽管美国每年的研发支出都超过日本，只在1980和2001年出现两次例外，但美国仍失去了自己控制的市场份额。简而言之，专注提高生产效率的作法太过有效了。供应链的整合使企业很难采用新技术，因为小公司很难尝试使用新技术并“将其融入供应链条”。此外，单单注重基础研究意味着迅速商业转化被放在次要位置，这使其他国家能够获得先发优势，并通过将新技术商业化保持领先优势。

美国想要重获领先地位，就要让研究政策回到过去，鼓励新技术的商业化，有意在供应链中制造多元化以维持创新。华盛顿必须采取更多行动，而不只是无组织地发放一次性补助金，或者把国防部作为使用新技术的重点。相反，商业化进程应该像现在国家科学基金会组织基础研究一样，有计划、有重点地进行。

尽管美国一直在失去技术创新方面的优势，但这种损失并非不可避免。美国可以创建一个机构，作为连接基础科研部门与企业技术商业化之间的桥梁，并借此重新获得主导地位，同时通过允许更多尖端技术商业化来造福公众。德国的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协会就是一个很好的“模板”，而且该协会在美国有分支机构。因此，如何在美国推行这个模式应该成为科学决策者重点考虑的问题。

    （马秀山摘录2023年6月2日）